有关所谓抗战真相的辨析   


蒋介石在77事变前言论集合 1.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1931年9月)2.政府现在既已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1931年9月）.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政府可同意与日本协商，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国民政府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转述蒋的口信（1931年10月）4.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蒋介石在南昌的讲话（　1931年8月22日　）5.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的讲话(　1933年9月23日　)　6.我们要以专心一致剿匪，要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奢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蒋介石对剿共高级将领训词(　1933年4月7日　)7.外寇不足为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蒋介石对围剿红军将领训话(　1933年4月10日　)8.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蒋介石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1934年12月）　　　 9.奢言抗日者，杀无赦。——蒋介石在中日签定《何梅协定》后的讲话（1935年底）
二、抗战前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并大举进攻长城各口，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因蒋介石国民党破坏而失败。　5月31日　国民党政府派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塘沽协定内容：　　
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于昭和８年５月２５日，在密云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派军使、该分会参谋徐燕谋所提出的正式停战提议。依此，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关于停战协定，委任全权于该军代表关东军参谋副长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委任的停战协定全权、华北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签订停战协定于下：　　
一、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大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后，即发生效力。　　
作为以上证据，两代表于此签名盖樱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　　
关东军代表冈村宁　　
华北中国军代表熊　　
（选自《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592页—59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　　
　 　
三、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底”界　　
　 　
蒋中正在　1937年8月7日　国防联席会议上讲话：“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赂。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为疆界。”——国防联席会议记录(　1937年8月7日　)　　
1939年1月，蒋中正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阐述“抗战到底”的“底”界说，正式提出“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的方针。他说：“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是否日本亡了或者中国亡了才算到底，必须有一个界说”。“在卢沟桥事变前现状未恢复，平津未恢复以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我们不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就是灭亡，恢复了就是胜利。”——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记录（1939年1月)　　
蒋中正就这样把“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说成是“抗战到底”的“底”界。他对内：试图以“恢复了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就是胜利”界说，来统一全国对抗战的认识；对外：“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对日议和的交涉条件。　　
　1937年11月5日　，蒋中正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说：“假如日本不愿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至德国外交部（　1937年11月5日　）　　
日本政府不理睬蒋中正的条件。他们用行动回答：攻占上海、南京；　1938年1月11日　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终止“陶德曼调停”；近卫首相于　1月16日　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1939年3月，蒋介石亲自指挥复兴社的杜石山、柳云龙与日本宣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谈判。　3月17日　，柳云龙向宣野提出和平条件；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关于满洲，另行协定”。“小川、宣野对蒋的条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政府于　9月13日　发表声明，决定扶植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香港日蒋谈判告吹。——《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东京1973年版，614页。　　
　 　
四、抗战期间卖国反共的《和平意见》　　
　 　
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的双方“对答记录”和中国方面3月10 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记载，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一）“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此表示承认毫无异议”。目前，中国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4、136、341页。）　　
（二）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340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法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三）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注：《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四）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注：《今井武夫回忆》第133页。）“绝对同意”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自由。（注：《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注：《和平意见》第六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蒋介石卖国投敌“档案”揭秘　　
1938—1940年秋中日有过三次议和，档案材料显示，蒋中正的国民政府一方，以苟安性质的“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底线”，对日谋求妥协。而天皇制日本的权力机构则明确决定要设法使中国现中央政府崩溃。1938年7月，五相会议决定的《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规定，日本政府的方针是“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中正垮台”，这就是明证。在双方“底线”有天壤之别的交涉中，日本方面的条件一步步升级，变本加厉，而且对重庆寸步不让。蒋中正及其代理人却一味地单方面让步，答应诸如对“满洲国加派公使或大使”；缔结特别协定，认可伪满作为日本、中国的“保护国”，同意“讨共”，“用密约办理”；重庆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划内蒙为“特殊地区”；可以华北和长江下游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承认共同开发中国资源、接受日本顾问“都是好事情”等等。——《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　直到1940年秋，蒋中正才中止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条件的对日言和，搁置他原来已经同意亲自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将举行的“长沙会谈”。蒋介石转而决定采纳“苦撑”的方针，寄希望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　这些事情发生在七七事变以后，但在蒋中正的心目中，东北是可以放弃的。虽然在七七事变以前,蒋中正没有明确表示，但一个人的指导思想总是会在其政策中透露出来的，比如1934年签订的《塘沽协定》，认可长城线是与伪满的政治分界线，默认了“满洲国”的存在。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间，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多次进行谈判。1936年1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国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认三原则，亦非全然不承认”。　　
1936年11月间，蒋中正的代表张群曾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进行秘密谈判（高宗武参与其事），谈判达成的条件之一就是承认“满洲国”。——钱昌照：《纵横》民国八十八年年第1期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部队不断出现成建制地向日军投降，转成伪军，使尾随日军作战的伪军（仅指正规部队）达到100多万以上。电影中“报告连长，来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的台词长期成为笑谈。100多万国军成建制投降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战场上的奇观。这样的“光彩事”，蒋介石本人不会提，蒋家余孽是更不会提的！　　
那些极右人士不是恶毒攻击共产党人吗？可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无一人向日本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投降日本人去当伪军。有很多别有用心的人面对这些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竟然恬不知耻地替蒋介石招魂甚至打抱不平。我感到非常好笑，难道这些非毛反共的极右人士，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羞耻”两个字？　　
　 　
二、国民党“降官如毛，降将如潮”　　
　 　
自抗战开始至1943年8月，国民党文武官员及作战部队投降日军者数量非常可观。其中国民党副总裁以下中央委员20人，旅长以上将领58人；直接投日的正规国军达到50多万人，占全部伪军的一大半，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可悲局面。　1943年8月13日　，《解放日报》公布《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观》，把这些“汉奸”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他们分别是：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毕戴宇、金亦吾、李长江、王劲哉、吴化文、赵瑞、杨诚、荣子恒、杨仲华、吴漱泉、刘月亭、王清瀚、赵云祥、陈光然 、黄贞泰、郭峻峰、丁树本、夏维礼、孙玉田、赵星彩、李震汾 、侯如墉、于光辉、杨汝贤、冯春田、杨克尤、王遂庆、王廷英、王瑞亭、赵天时、任兰圃、薛豪平、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平 、苏振东、李德兴、丁聚堂、颜秀五、陈才福、秦庆霖、范杰、 于怀安、宁春霖、厉文礼、齐子修、邱吉胜、刘景良、李其实、张良才、徐继泰、韩子乾、景顺扬、李志希、陈孝强。　　
《解放日报》的社论说：“当前人们传唱一首民谣：‘新兵新枪，老兵老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鞭挞国民党以优良装备扩编嫡系部队，排挤非嫡系部队，妥协投降，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提醒全国人民警惕和深思。”　　
　 　
二、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投敌“大盘点”　　
　 　
下面这些败类都是国名党的军事将领，不包括这些投敌叛国的党政要员。（注：这些数字与《解放日报》上公布的有出入，这属于当时统计原因造成的遗漏。）　　
1.1939年，何行健，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在苏南率部50000人投敌；　　
2.1939年，蔡雄飞，晋绥军副师长，在晋西北率部投敌；　　
3.1941年2月，李长江，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率所部8个支队投敌；　　
4.1941年2月，丁丛堂，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一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5.1941年2月，顾秀五，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二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6.1941年2月，陈才初，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六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7.1941年2月，秦庆霖，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七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8.1941年2月，范杰，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十一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9.1941年2月，杨仲华，国民党江苏保安第八旅旅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10.1941年2月，刘月亭，新编第5军副军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11.1941年5月，公秉藩，国民党第30师师长，率该师及第3、第9、第17、第80、第93各军之一部共22000人投敌；　　
12.1941年6月，毕泽宇，国民党第69军军长，率所部投敌；　　
13.1942年2月，赵瑞，国民党骑兵第1军第1师师长，率所部在晋西投敌；　　
13.1942年2月 杨诚 国民党骑兵第1军第5师师长，率所部在晋西投敌；　　
15.1942年4月，孙良诚，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在鲁西率69军、暂3旅、特务旅全部投敌；　　
16.1942年4月，王清浣，新编第6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7.1942年4月，赵云祥，新编第30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8.1942年4月，陈光然，新编第181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9.1942年4月，黄贞泰，新编第13旅旅长，随孙良诚投敌；　　
20.1942年4月，郭俊峰，特务旅旅长，随孙良诚投敌；　　
21.1942年4月，丁树本，冀察战区游击第1纵队司令，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夏维礼，冀察战区游击第2纵队司令，随孙良诚投敌；　　
22.1942年4月，孙玉田，警备处长，随孙良诚投敌；　　
23.1942年6月，徐继泰，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率所部投敌；　　
24.1942年6月，景顺阳，第3战区游击支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25.1943年1月，吴化文，国民党山东新编第4师师长，率所部于怀安投敌；　　
26.1943年1月，于怀安，国民党山东新编第4师副师长，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27.1943年1月，宁春林，山东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28.1943年1月，吕其赓，苏北游击纵队第1纵队司令，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29.1943年2月，厉文礼，山东游击队第2纵队司令，本人被俘投敌；　　
30.1943年2月，王劲哉，国民党第128师师长，率8个将官及所部投敌；　　
31.1943年2月，赵天时，国民党第381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2.1943年2月，任兰圃，国民党第382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3.1943年2月，薛豪平，国民党第383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4.1943年2月，潘胜富，国民党独立第1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5.1943年2月，苏景华，国民党独立第2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36.1943年2月 张海平 国民党独立第3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7.1943年2月，苏振东，国民党独立第5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8.1943年2月，李德兴，国民党独立第128师参谋长，随王劲哉投敌；　　
39.1943年2月，吴漱泉，国民党第351旅旅长，被俘投敌；　　
40.1943年2月，韩子乾，国民党第113师师长，被俘投敌；　　
41.1943年3月，金亦吾，第6战区挺进总司令兼第2纵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42.1943年4月，孙殿英，新编第5军军长，率所部投敌；　　
43.1943年4月，张良才，苏北游击纵队第2支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44.1943年5月，庞炳勋，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与孙殿英联名通电，判国投敌；　　
45.1943年5月，赵星彩，第24集团军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46.1943年5月，李震汾，第24集团军第106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47.1943年5月，侯如墉，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司令 随庞孙投敌；　　
48.1943年5月，于光辉，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副司令，随庞孙投敌；　　
49.1943年5月，杨志稀，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50.1943年5月 杨汝贤（杨明清）新编第5军副军长，随庞孙投敌；　　
51.1943年5月，冯养田，新编第5军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52.1943年5月，杨克友，暂编第3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53.1943年5月，王瑞庆，暂编第3师副师长，随庞孙投敌；　　
54.1943年5月，王廷英，暂编第4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55.1943年5月，王瑞亭，暂编第4师副师长，随庞孙投敌；　　
56.1943年5月，齐子修，山东保安第5师师长，被俘投敌；　　
57.1943年5月，邱吉胜，山东保安第8旅旅长，被俘投敌；　　
58.1943年6月，荣子恒，苏鲁战区鲁南112师副师长兼334旅旅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59.1943年6月，刘景良，山东保安第4师师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60.1943年7月，陈孝强，国民党预备第8师师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61.1944年9月，贺凯宪，新军所属第2旅旅长，率所部4个团12000人于河南投敌；　　
…………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这是确定无疑的，也是我们需要始终坚持的抗战史观。　　
但是，国内那些“蒋遗”（蒋家王朝的遗民）却不这么看。自去年以来，一些文化“精英”在其把持的平面媒体上，大肆叫嚣，掀起一波又一波非毛反共的声浪，核心就是“重写抗战史”。为什么要“重写”呢？他们表面上要“揭开历史迷雾”，其实内心里就是要改变抗战史观，大肆宣扬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把国民党蒋介石作为抗战主轴。所谓“主轴”也就是“中流砥柱”的意思。　　
“蒋遗”们要“重写抗战史”的“依据”，就是“在抗日战争中，自“7.7事变”到日本投降的8年里，国民党军队少将以上的将军牺牲了100多人，何应钦则说是２０0位以上”。“蒋遗还给“重写”提出了佐证：“中共牺牲的高级将领只有左权和彭雪枫两位将军”。一边是100多位乃至200位，一边“仅有两位”，这是何等大的差距啊！事实果真像“蒋遗”们说的那样吗？“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我们还是用事实说话吧！　　
笔者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几组相关数据。这些证据有的出自近代史研究专家的研究成果，有的来自档案资料，还有的是国共双方公开的数据。我根据这些资料进行分析，去伪存真，将可信度最高的几份材料搜集整理出来。它们分别是：网上流传甚广的国民党军阵亡将领名单；八路军、新四军、抗联阵亡将领名单；日军在中国境内死亡将领名单。通过比较，我们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到底谁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笔者一直认为，正确的结论必须建立在事实真相的基础上，而且还要对这些历史事实做出科学分析、比较和鉴别。　　
先看当时的军事基础，即国共双方抗战结束时的军力。国民党方面的总兵力约６００万，陆军、空军齐备；共产党方面的兵力约６０万，无空军。国民党军队掌握了全部的国际援助资源；共产党军队没有军饷来源，被日寇、国民党两面封锁，只能靠大生产解决边区军民吃饭穿衣问题。国民党军队装备精良，１９４２年以后，主力部队的火力已经超过日军；共产党的装备大多来自战斗缴获，少部分简单武器自制，包括土地雷之类。国民党的军队有广阔的战略纵深；共产党的军队一直战斗在日寇占领区。国民党一退再退，直到没有地方退为止；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战，在日寇无数次大小扫荡面前，武装力量不仅没有被消灭，根据地反而越来越大。　　
再看国共双方“将领”的标准。国民党有完整的军衔体系，中共没有正规的军衔。抗战期间，共产党副主席身份的周恩来，因特殊需要才被国民党政府授予“中将”军衔。所以，单看军衔是不公平的。比较客观的是看具体职位。笔者在搜集到的１００位国民党阵亡将领名单中（这份名单是网上流传人数最多的，我们找不到何应钦所说“200位以上”的证据），发现这些将领最低职位是“大队长”或“团长”。国军旅长一般是少将，团长、大队长的“将军”多为阵亡后国民政府“追认”。根据上述标准，笔者整理的共产党武装阵亡“将领”名单中，八路军取旅长以上职务，新四军取团长以上职务，抗联取支队长以上职务。这样做是客观公正的。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共产党方面阵亡的“将领”合计１９7位，国民党阵亡的将领合计100位。按照“蒋遗”们所谓“重写”的证据，再比较国共双方10比1的军队实力，共产党付出的阵亡“将领”比率，要高出国民党20倍以上。如此高的“将领”牺牲比率，一方面证实了共产党军队“将领”身先士卒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反证究竟谁是“抗战中流砥柱”的核心问题。　　
笔者在搜集材料过程中，还发现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新四军阵亡的高级指挥员，有很大一部分不是在抗日战场上，而是死在国民党顽固派、反动地方势力甚至国民党正规军的之手。仅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就损失了将近20位高级指挥员。这再次证明了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反动本质。　　
最近两年，“蒋遗”们还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刻意抹杀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伟大历史功绩”。其实，他们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中国共产党是始终客观评价国民党军队抗战历史的，也充分肯定他们的作用，同时还把坚持抗战、英勇杀敌的国民党爱国将士与消极抗日的蒋介石集团严格区别开来。在笔者搜集到的１００位国民党阵亡将领名单中，已知的就有１８位被新中国追认为革命烈士。另外，我们看到的“卢沟桥事变纪念馆”、“台儿庄战役纪念馆”、“淞沪战役纪念馆”等等……都是主要纪念国民党军队抗战事迹的。“蒋遗”的这些污蔑不是故意造谣，就是别有用心。　　
我是始终怀着崇敬的心情看待所有抗日英烈的，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他们都是抗日民族英雄，都值得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缅怀和敬仰。
一. 二战中的最大丑闻：走私贪污军用物资　　
1942年6月美国与中国签订《租借协定》，向中国提供价值为35亿美元的军用物质。但这些援助物质，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们视为“唐僧肉”，大家都试图从这里捞一把。装满战略物质的卡车从印缅公路开进中国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这些战略物质就出现在黑市上，不少军用物资还通过走私的方式卖给了日本人。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也向罗斯福密报很多美援物质都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国民党政府对军用物质的走私贪污称为“二战中最大的丑闻”。　　
二. 宋氏家族借机大发国难财　　
掌握国民党政府经济运营大权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机大发国难财。50年后的1983年，美国公开了联邦调查局1943年的调查报告，其中这样写道：“宋氏家族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更超过对政治的欲望，美国5亿美元贷款相当一部分已经装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国财政部甚至还有人把宋氏家族戏称为“宋氏贼团”。 　　
蒋宋家族如此，结果是上行下效。国民党军官也乘战争之机搜刮民财。管辖河南战区的汤恩伯将军，借战争之名向农民征收“特别税”，把农民的最后一点存粮也强行夺走。汤恩伯的苛税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当时河南农民有这样的口头禅：河南两大害，黄河和汤恩伯。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到河南采访报道了那里饿殍遍地，人吃人的惨状。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在《时代周刊》刊登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人很反感中国政府不顾民众的需求，强征老百姓口粮的作法。宋美龄看到《时代周刊》的报道后大怒，认为有损于中国政府的形象，要求《时代周刊》解雇写该报道的记者，但被《时代周刊》拒绝。　　
三. 抗战8年货币发行量增加738倍　　
1942年2月美国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后，要求中国汇报资金的使用情况，但重庆政府却在美元汇率上做文章。当时法币和美元兑换的官价是20元法币兑换1美元，而黑市价格却是3000多元法币兑换１美元。在重庆一包香烟按照官价兑换的价格为5美元，而在黑市上１美元就可以买到160包香烟。重庆政府则按照官方兑换价向美方汇报美元的使用情况，自然是数字水增，在重庆国府的报帐中，修建一个公共厕所的造价都要１万美元，在美国传为笑谈。　　
重庆国府由于经济状况恶化，不得不靠增发货币的方式来维持财政。据重庆国府公布的货币发行额：1938年23亿元、1939年43亿元、1940年79亿元、1941年151亿元、1942年底344亿元、1943年753亿元、1944年1894亿元、1945年10319亿元，抗战8年期间货币的发行量居然增加了738倍。大量增发货币的结果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在重庆，不仅一般民众食不饱腹，连中流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都陷入苦境，而政府的各级官员却乘机大发国难财，导致民怨载道。人们对蒋介石政府失去了信任，转向支持共产党的人越来越多，国民党政权的倾覆已显露端倪。　　
四. 40余万国军败在5万日寇手下　　
1944年春季开始，日军又在中国大陆重新发起了攻势。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败退，海上运输线被美军切断，为此日军设想在中国大陆打通一条从满洲到越南的陆上通道，攻占美军在中国大陆的军用机场。日军打通中国陆上通道的“一号作战”开始后，结集50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大举进攻。驻河南的汤恩伯守军40余万，面对5万多日军的进攻，竟然全线溃败，前后不过38天，河南全省就被日军占领。守军司令汤恩伯首先脱离战线逃走，而且还命令他部队中800辆卡车中的600辆，为他和他的妻妾亲戚们搬运财宝家私。　　
面对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守军无心抵抗，军官们则忙着把自己的亲属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内地，在战场上甚至出现几百人的日军败走上万人中国军队的状况。在历时八个月的“一号作战”中，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军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在已成为强弩之末的日军面前，国民党军队居然连连溃败，很多情况下甚至是望风而逃。　　
五. 宁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个人财产　　
1944年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把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完全暴露于世人面前。西方记者看到前方毫无秩序败退下来的军队，士兵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武器残破不全，无力行走的伤兵被扔在路旁无人过问。军用车辆上装载的不是武器，而是军官们的私人财物。国民党军官宁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个人财产的行为，使人很难想象他们有与敌人死战到底的决心。更让西方人吃惊的是，国民党高级军官们竟然带着妻妾上前线，这在其它国家的军队中是无法想象的。日本报纸上不时报道日军在战场上俘获国民党某某将官的妻妾，作为日本国内的笑谈。　　
国民党腐败官员层层克扣本来就不多的军费，前线战斗部队的军饷经常拖欠，有的部队甚至连足够的军粮都领不到，士兵们掠夺抢劫老百姓成为家常便饭。军官们为了贪污军饷，往往多报士兵的人数，一般部队的实际士兵人数，只有纸面上人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加之国民党军采用“抓壮丁”的强征士兵方式，士兵死亡、逃亡十分严重，从福建强征的士兵，只有十分之一到达贵州前线。1944年参加“一号作战”的日军基本都是装备训练较差的预备役军队，但在国民党军队面前还是“战无不胜”。　　
六.蒋介石承认：国军骚扰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　　
1944年7月蒋介石在黄山召开“整军会议”，会上讨论的不是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而是中国军队的体制弊病。蒋介石在会上气愤地说：“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以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人当做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侵占我们国土，还要难受……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做人？……我看到红十字会负责人送来的一个在贵州实地看到的报告，报告新兵输送的情形，真使我们无面目做人，真觉得我们对不起民众，对不起部下！据报告人亲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饿殍，瘦弱不堪，而且到处都是病兵，奄奄待毙，有的病兵走不动了，就被长官枪毙在路旁，我常常听到各地来渝的人说，我们各军事机关的主官，交际应酬真是应接不逞，有的一顿饭要吃两、三处地方。我听了这种报告，真是痛心！现在是什么时候，前方官兵过的是什么生活？而我们天天还在宴会，我曾经三令五申，不许随便请客，但是大家一点都没有做到，腐败堕落到了这种地步，试问我们成什么军队？成什么政府？”　　
尽管蒋介石下决心整顿军风军纪，要求大家“知耻图强”，但该次整军并没有收到多大效果。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恐怕比蒋介石亲口描述的还要糟糕一些，大概不会有人指望这样腐败的军队还能打胜仗。1944年末，国民党占领区已经缩小到西南数省，重庆被日军占领好像已经是时间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也是不难理解的。　　
抗战史实（5）八路军抗战八年重要战役过千次　　
优秀图书《八路军.表册》　　
　 　
笔者在搜集材料过程中，一位“支持毛派”的博友无偿为我提供了资料齐全的《八路军.表册》一书。该书是由成都军区组织人员编撰、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16开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的一种。该书在后记介绍，编撰过程中，曾得到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图书资料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各军区、各军兵种有关部门，冀中、冀鲁豫、冀东、冀南、山东纵队、山西新军史料编撰部门、华北烈士陵园、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等单位和许多老同的支持与帮助。这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是了解八路军抗战历史的最权威的图书之一。笔者认为，该书资料非常珍贵，很值得推荐给读者。笔者在这里先将该书主要内容做一简要介绍，对详细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查找原书。　　
一、历史资料全以表格形式记载　　
《八路军.表册》是以表格形式记载八路军的有关历史资料。包括：八路军逐年实力统计表、编制序列表、团以上干部名册、战绩统计表、团以上干部烈士名录，英雄模范名录等内容。时间自1937年8月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起至　1945年9月2日　抗日战争结束（战绩统计延长到　1945年10月10日　）。　　
二、载入重要战役战斗1093个　　
编制序列表，记录了八路军1937年、1938年、1940年、1942年、1945年等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团以上部队的编制序列状况，分列总表和详表。总表中开列总司令部、政治部、野战政治部副职以上领导干部姓名。详表中开列各战略区（师）和二级军区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以上领导干部姓名以及旅、相等于旅的军分区、支队主官姓名。干部名册收录了团长、团政治委员（包括相当于团的支队、区队、大队主官）以上领导干部。旅（包括相当于旅的军分区、支队）正副参谋长、政治部正、副主任和供、卫部门主官；二级军区司、政机关部、处长和未设二级部（处）的科长以及供、卫部门以上主官干部；师（大战略区）机关科长以上干部，总计3438人。由于抗日战争时期干部调动频繁，名册只记载其主要职务和跨战略区的调动任职；凡调出八路军建制的任职，均从略；凡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叛变投敌和叛逃等性质行为的，均在页下注释。战绩统计表，收录了八路军总战绩和八路军各部队1943年以前歼日军100人或日伪军150人或伪军200人以上，1944年以后歼日军200人或日伪军250人或伪军300人以上的重要战役战斗1093个，个别歼敌人数虽不足上述标准，但影响较大的著名战斗，亦酌情列入。　　
三、团上干部牺牲（病故）728人　　
烈士名录收录了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病故）的团（或相当于团的支队、区队、大队）参谋长、政治处主任以上，旅或相当于旅的支队、军分区司政机关正科级干部与供卫部门主官，以及师以上机关副科长以上干部728人。凡历史资料说法不一，难以认定的，均暂不收录。英雄模范名录，收录了八路军二级军区以上领导机关授予的英雄模范372人。由于八路军各部队在抗战中、后期才普遍开展创模运动，加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于被分割状态或其他原因，运动发展不够平衡，当时军委、总部也没有可能制定统一的条例，因而各部队在评选标准、命名或批准权等方面存在差异。有关山西新军史料，表册只收录1940年春纳入八路军序列以后的内容。　　
四、资料全面、详实、系统、准确　　
干部名册以姓氏笔画排列，战绩统计、烈士、英模均按时间顺序排列。同一天有若干次战役战斗，则以参战部队的序列排列；几个烈士在同一天牺牲，或一批英模在同一时间授予称号，则以职务高低排列。干部、烈士、英模的籍贯，烈士牺牲（病故）地点和战绩统计表中的作战地点，一律用当时行政区划的名称（经考查，无法查清的用现在的市、县名称）。　　
该书编辑组在出版说明中还介绍说：《八路军.表册》编撰的主要依据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电报、档案资料和报刊，并适当吸收了解放后党史军史的研究成果。在资料收集、考证、编撰工作中，力求全面、系统、准确。　
39年重庆"日谍案"与宋美龄贪污飞机款  从一小女孩摔破水瓶看蒋介石为何失天下
1939年发生在重庆的一起"日本间谍案件"，事情在当时影响很大，时过很久，仍然让很多人愤愤不平：当时，日本飞机对战时的陪都重庆的轰炸极其残暴，确实也有汉奸和日军派遣的特务潜入重庆给日机指示目标、进行各种破坏行动。但是，在对这些暗藏的日本特务、汉奸追查过程中，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残暴在其军统特务机关的行为中表现了出来，这些特务为了敲诈勒索，向战时逃难到重庆的各地难民大肆敲诈、索贿、对于没有钱孝敬他们的，动辄就给人扣一顶汉奸、日伪特务的帽子把人抓进大牢，往往九死一生。
一天，一家从武汉辗转逃到重庆的中年知识分子夫妇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下船的时候，他们的7岁的小女儿因为年龄太小，不小心摔倒了，把手中的暖水瓶摔碎了，这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却马上被码头边转悠的便衣特务盯上了，一伙特务围了上来，硬说这小女孩是有意摔破保温瓶的，是要借机会用暖水瓶碎片反光给日本飞机指示目标，夫妻俩正为孩子摔坏了家里仅剩不多的财物生气，没想到飞来横祸，特务们包围上来了，当时赶紧辩解，说孩子太小，不懂事。但是特务们哪管这些，眼看敲诈不成，就不由分说将这一家抓进了集中营。
事情发生时，很多人在场目睹了，知道特务们的行径，但是大多敢怒不敢言，后来，重庆地方贤达人士、社会各界听说国民党政府准备以特务汉奸罪名处置这一家人，纷纷呼吁释放他们，并联名签字，当时中国空军的很多飞行员也出来以专业角度为这家人辩诬，飞行员们以自己的实地经验说"在几千米的高空（日本飞机要突破重庆周边群山的阻隔，至少需要飞到3000米以上的高度），小小暖水瓶碎片的这点反射光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不能传递任何信息，不要说天上根本看不见，就是看见了，也没有任何意义，把这个作为通敌证据实在荒唐、牵强。"
但是不管各界人士怎样努力，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就是蛮横地不放人，眼看这家人实在没有什么可供他们敲诈的了，就要以所谓战时紧急处置法"处置"他们。这家人的丈夫终于愤怒了，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法庭上这样喊出了心中郁积已久的声音："为了抗战，我们全家捐出了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为政府购买飞机，我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在汉口被日本飞机炸死了，现在我们家倒成了通日本的特务了？！报纸上说，民众的捐款足够购买多少架先进的飞机，现在，日本人的飞机轰炸我们这么惨，我倒想问问，我们捐款买来的飞机在哪里？！你们不去查这些捐款的下落，却污蔑我们家是给日本人打信号的特务，究竟还有没有天理了？！"
后来，沈醉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面对这位中年知识分子的愤怒诘问，在场的法官面面相觑，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国民党政府恼羞成怒之下，又给这家人扣上了"共党嫌疑"的帽子（天知道他们是怎样能把日本特务和*嫌疑二者结合起来的），秘密将他们处决了，连那个7岁的小女孩也没有放过，刽子手们为了毁灭罪证，用匕首极其残忍地捅死了他们之后，将尸体浇上了煤油焚尸灭迹，将残骨投入了长江。沈醉写道"后来听在场的一个特务讲，凶手们动刀时，那个女的恳求刽子手们放过她的孩子，说自己情愿替女儿多挨一刀，但是，对于这帮毫无人性的魔鬼来说，这样的恳求是没有任何作用的。郑介民后来告诉我说，这是老头子的意思，因为涉及到夫人的事情。"
那么，这位中年知识分子所诘问的，也就是刽子手们的主子最见不得人的东西的，事实上，这个事情之所以最后要闹到杀人灭口，就是因为他无意中涉及到了以宋美龄为首的四大家族贪污民众抗战捐款的事情。但是当卢沟桥事变爆发时，蒋介石询问能用于和日本作战的空军飞机数量时，当时任空军司令的周至柔打开空军力量配属表，蒋介石才大吃一惊：当时中国空军能动用的全部各种飞机，只有305架！！整整缺少了1000架以上。
这缺少的1000余架飞机到哪里去了呢？原来，购买飞机的事情是当时任中国空军航空委员会主任，挂中将军衔的宋美龄负责的，在向美国飞机制造商谈单子的时候，有人对宋美龄说"现在飞机更新换代的太快，现在买了，很快要落后，不如先把这些钱存起来，等战争爆发时再买。"宋美龄觉得有道理，就把这些钱大部分存到了纽约中国银行的帐户上，而这些钱很大部分被她私下里划到了自己的名下。
上行下效，在购买回来为蒋介石首先用来剿共其次用来抗战的飞机中，很多也是缩水版的面子活，这些飞机的具体经手者就是孔二小姐孔令俊，在和美国飞机制造商讨价还价时，这位二小姐居然能把每架10万美元的飞机硬压到8万美元，美国老板当然也不客气，把飞机发动机的功率从1000马力降到了800马力。而这每架2万美元的差价，也就堂而皇之地落入了孔二小姐的口袋。
对于这件事情，蒋介石知道后的第一反应是马上派人调查当时的经手人和飞机的保管人，结果发现，当时中国空军的绝大部分飞机上，都有着"Oct1928（1928年出厂）"的字样，得知此事后，蒋介石给戴笠签发了密令，将全部飞机机库保管人员杀人灭口。
在蒋介石及其四大家族眼睛里，他们就是国家的一切，一切好恶都以他们的感觉为中心，军事对于他们，首先是服从于绝对维护他们的统治和利益的，只是因为日本的侵略威胁到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才要三心二意地进行抵抗，而对于民众，则始终是担心、防止他们组织起来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老百姓任何对国家事物的过问，都是可能威胁到他们统治的，因为他们作的，大都是以抗战旗号掩护的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经不起现实的考验，一旦有可能败露，就穷凶极恶地使出了杀人灭口的手段。
只是屠杀并不能掩盖一切，也不能让民众心中的不满、激愤被吓回去，屠杀的始作俑者们想象不到的是，他们的这种种行径只能潜移默化地消除他们在人们心中存在的合法性，所以，最后他们的失败也是必然的了。这些，也不是到今天还迷信外国援助、先进武器决定战争胜负的海峡对面的顽固派和他们的拥趸们所能够理解的了。也更不是他们能承认的了，所以，最后他们的失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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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本来抗日这段历史中共算是替国民党留够面子了，可国内非有人不把蒋志清坑透不甘心，那我就扒扒这个所谓抗日主力的画皮，常有人拿出一些不入流地摊谣言说毛说保存实力云云实际大家看看相关的历史记录无不是毛积极主动的要求抗日，这也是为什么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几倍于新四军和八路军，却地盘越打越小。而共产党的敌后根据地越发壮大的原因，有人把所谓的共产国际和苏联派驻延安代表弗拉第米诺夫的4年《延安日记》当成历史资料公开诋毁中共领导人，可这些人恰恰忽略了这本书压根没在苏联和西方国家出版，而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由台湾出版社出版的，这种情况在两极对峙期间几乎没有可能唯一说的通的解释这个延安日记和蒋介石日记一样是某些人为了自己歌功颂德的垃圾，台湾自李登辉叛党以后，党内的头脑还算清醒知道记录当年历史的不光有自己和共产党还有日本人和美国人，于是就夹起尾巴做人免得招惹事端。可惜非有人要借国民党的手报自己的私仇，于是国民党那点烂事不到没被提高的抗战主力的高度还被人把当年黄河花园口的惨案给挖了出来。以下是对抗战主力国民政府的记述让我们看看伟大的领袖蒋介石领导的军队是怎么抗战的。
这段说实话不是斑竹一再要求我是真不想写了，国民党更烂的事我是说不出口的，恐怕这时有会有人大谈国民党牺牲如何之多。在这里我用乔治巴顿的一句话送给他们我要你们记住，没有哪个杂种是靠“为国捐躯”来赢得一场战争的。要赢得战争，靠的是让敌国那些可怜的杂种为他们的国家捐躯。1942年。70年前的一场血战我们用3500万同胞的代价换来今天中国之地位，可惜的是中国的文人们总是以自己的好恶来评价时代的成功与否

[ 本帖最后由 gty1124 于 2012-11-15 16:3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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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j无为 金币 +18 发帖辛苦啦！ 2012-11-15 17:56

引用:

原帖由 gty1124 于 2012-11-14 17:32 发表
那我就扒扒这个所谓抗日主力的画皮，常有人拿出一些不入流地摊谣言说毛说保存实力云云实际大家看看相关的历史记录无不是毛积极主动的要求抗日

这倒是，因为当时毛“不积极主动的”要求抗日，那么今天中国的版图还是应该包括蒙古的。至于海参崴等地，应该也能谈判谈回来。日本本土应该有中国驻军的，钓鱼岛肯定是中国的，也不用现在像个小媳妇发小脾气似的成天在那表演赛龙舟了。

说实话，这种损国军的裹脚布是不用细看的。要不要我把当年批斗彭德怀百团大战的文章转载一下，看看中流砥柱是如何抗日的？ 中国的苦难不是因为日本太近，而是紧挨着那么一个已经灭亡的侵吞中国领土最多的那么一个CD国家太近，在中国培养出了中流砥柱这么个怪胎。稍微会写几个字的，都把时间花在写这种捧皇上臭脚的御用文章上，有这时间好好学学西方文化知识，不是更有益？

再说，毛“积极主动”抗日，但也不得不说明抗日是持久的，要相持才有反攻。那挺中流砥柱的有什么好指责东北沦陷呢？如果东北都能相持，那不直接反攻了？别给我数什么投降多少多少，中日当时的差距能有半壁江山就不错了。二战中整个法国都投降了，一样是五大常任理事国。有什么可耻的？打不过就跑，“敌进我退”，“失地存人”，难道是蒋介石发明的？

[ 本帖最后由 mysimsyd 于 2012-11-14 19:1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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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j无为 金币 +12 回复认真，鼓励！ 2012-11-14 22:21

怎么又是这种浆糊帖子
按照世界历史传统记叙法------------------中国方面的抗日战争是由花生米的国民政府领导并最终抗战胜利的
因为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就是中华民国，天朝党包括红军都是隶属于国名政府下抗日序列的{虽说是名义上的}，而且鬼子的受降仪式是由国民政府的李宗仁开路的。
都是内战开国后，天朝给蒋介石扣屎盆子闹得，要知道八路再厉害也没办法搞掉老蒋自己抗日，以毛的性格，有实力的话他会愿意做绿叶吗，一句话，当时的中国可以没有八路，但缺不了国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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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j无为 金币 +2 回复认真，鼓励！ 2012-11-14 22:22

按照你的说法，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那么我们共产党到底打死了多少日本军人呢？你去翻翻日本人的记录吧！（百度上很好查）不要给我说中学历史书上说的打死了多少！

在这里我用乔治巴顿的一句话送给他们我要你们记住，没有哪个杂种是靠“为国捐躯”来赢得一场战争的。要赢得战争，靠的是让敌国那些可怜的杂种为他们的国家捐躯。1942年，北非。70年前的一场血战我们用3500万同胞的代价换来今天中国之地位，可惜的是中国的文人们总是以自己的好恶来评价时代的成功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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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y100 金币 -10 复制主帖内容，第一次！ 2012-11-18 15:33

当然很好查了关内中共消灭了日军20多万伪军40多万，这是日军记录关外消灭了日军10多万（包括早期的抗日义勇军），请问国民党消灭了多少？？？日本人称国民党军队为友军，冈村宁次调动9成的伪军和近一半的日本驻屯军陪着八路军练围点打援的时候，国民党忙着为汪伪军发放关饷。在日本投降的前半个月丢了战区指挥部，在日本投降的前一天还在丢失国土的抗战中流砥柱我无话可说更恶心的事我就不说了，平型关之前未成建制的消灭日军薛岳10几万大军档不住日军一个师团，这战斗力请问怎么当抗战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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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j无为 金币 +4 回复认真，鼓励！ 2012-11-16 16:21

引用:

原帖由 景云 于 2012-11-14 19:10 发表
按照你的说法，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那么我们共产党到底打死了多少日本军人呢？你去翻翻日本人的记录吧！（百度上很好查）不要给我说中学历史书上说的打死了多少！

打死鬼子多有用吗？

被人从东部一直追到贵州，打死再多鬼子，也是丧师失地，一溃千里的主。

中国人口密集，经济繁荣地区全部扔个鬼子做沦陷区，还要靠八路在哪里抵抗，防止沦陷区成为鬼子的资源基地。

另外一个问题，邓尼茨的德国潜艇部队，几乎一度切断英国的海上补给线，请问他们杀了多少英国人？所以他们的战略价值很低吗？美国海军潜艇部队和空军布雷分队，切断日本海上补给线，迫使联合舰队只能在不利状态下和美军交战，迫使日军不得不在1944年发动“一号作战”打通大陆补给线（国军居然有本事让鬼子把这条线打通了！）请问美国潜艇与部队和空中布雷作战，杀死了几个鬼子？所以他们就不算有价值了？

现代战争，以切断对方补给线，破坏对方战争动员为上策。而战场上杀死敌人，对于已经进入总体战的民族国家，几乎毫无意义。单从效率而言，杀死一个敌人步兵，不过是让敌人浪费半个小时挖个墓穴的价值而已。因为只要是建立总体战机制的国家，动员一个步兵上前线简直跟玩一样。单从这点看，国军杀死那些日本步兵的行为，在战略上几乎一钱不值。何况这是以丧失大片土地和人民换来的一钱不值的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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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j无为 金币 +6 回复认真，鼓励！ 2012-11-16 16:24

请问你说的是哪个国民政府，汪精卫的伪政府也可以叫国民政府汪精卫比蒋介石当时控制的地区还要大，华北受降的是何应钦，这位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对冈村宁次的副官接受投降，最牛逼的是冈村在对面坐着连起立都没有，美国政府在豫湘桂战役后表示蒋介石的战斗能力太低，如果不是日本投降的太快美军都已经打算向共产党的部队提供装备了，还有蒋介石在民国说白的是靠挑拨离间发家的，论治理地方不如李宗仁 韩复渠，论带兵打仗不如毛泽东，彭德怀，密约和日本定了一个又一个按美国人约翰.亨特.博伊尔后来编写的通敌内幕来说蒋压根没想打，是想用并非由他控制东北华北换华中华南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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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j无为 金币 +4 回复认真，鼓励！ 2012-11-16 16:26

我们已经被洗脑彻底洗白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现在要重蹈历史的话，投降的估计还要多。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军人是值得我们纪念的，如果小米加步枪没有正面战场的作战想赢得胜利，我估计是天方夜谭

本来想平心静气的讨论问题就是有无知的人跟我在装明白，你家外蒙古是蒋介石割让出去的，不了解的话自己去查中苏合约，同时该条约还规定了，苏联租借旅顺并获得大连的特殊权益（相当于南满附属地），拥有整个满洲铁路30年，还海参崴呢模拟什么时候给谈判回来看看，苏联建国以后曾经说过归还沙俄侵占中国的领土有兴趣查查当时蒋介石政府是怎么做的，张学良在晚年说过他太轻信蒋介石了， 另外烦请你把所谓批彭德怀百团大战的文章传过来，前提是你找的到，到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究竟是对着谁只会人云亦云的重复，真不知道是谁洗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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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j无为 金币 +4 欢迎讨论，但要注意用词哦！ 2012-11-14 22:23